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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二十五章 不和谐的声音,陈袁再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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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那就需要严格的审验机构了。”陈文强用手轻轻叩击着桌子,说道:“政府部门大包大揽并不是件好事,没有竞争,工程造价就压不下来,工作的责任心也不会太强。总之,垄断容易造成腐败和浪费。”

    张静江想了一会儿,勉强点头说道:“应该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尝试。”

    “钱紧哪!”陈文强叹道:“国家百废待兴,处处都要用钱,各地的税收今年是甭想了,明年能好一些,也有限。三年以后或许能有大改观,嘿嘿,也不好说。”

    “要是连你都没有办法,这么没信心,别人怎么办?”张静江见陈文强开始哭穷,感到很有趣,“你投资的眼光无人能敌,还擅长资本运作和金融手段,又与美德两国财团有着联系,方方面面,政府的财政总长一职非你莫属。”

    “那些外国资本还是少用为妙,太过贪婪。”陈文强深有戒意地说道:“一旦借外债,列强之间又会因为竞争而横加干涉,只能尽量自己解决,才能多少堵住他们的借口。”

    “是啊,利权不能再丧失了。”张静江深有同感地说道。

    “孙逸仙先生——那个,可有别的见教?”陈文强突然开口问道。

    张静江愣了一下,随后说道:“那倒是没有。其实,很多人都误解,以为孙先生是回国争权夺利的。其实孙先生胸怀广阔,一心为公,绝不在意官职高低。”

    “是啊,孙先生是高风亮节,但有些人却——”陈文强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其实,陈文强与北辰就在前些日子刚刚在南京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交谈,使他对北辰又有了新的认识。

    北辰在言谈中确实谈及了自己的铁路之梦,十年内筑铁路二十万公里,并就资金来源等问题说了自己的设想。

    不讲实际,缺乏普通常识。对于倡议的事业缺乏基本的概念……陈文强得出了这样的判断,但并不会阻止北辰去争取铁道部部长的职位。在陈文强看来,铁道部部长作为一个官职,并不一定是个铁路专家。但他必须有铁路专家、财政专家组成的幕僚或顾问。

    领导是好当的,一个好的领导未必是专业人才。只要他有自知之明,有容人之量,能够虚心听取意见,不是不懂装懂地指手划脚。那他就能够干成一番事业。也就是说,好的领导必然是一个好的管理者,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团队,做到人尽其才,物尽其用。

    至于陈文强所说的某些人,便是指的同盟会中的一些顽固分子,因为失落或其他的原因,总是想制造点麻烦。比如汪精卫、胡汉民。

    张静江其实与同盟会成员并不熟悉,但现在到底属于同一团体,好话还是要说几句的。

    “他们并无对抗临时政府之意。”张静江解释道:“只是对于和谈等问题有自己的看法。”

    陈文强淡淡一笑。不置可否。南北和谈是已经确定的事情,甚至连和谈的条件都已经拟定完毕,破坏和谈或者是想借和谈捞取利益,都不会得逞。因为谈判也是双方实力的角逐。同盟会,不行。

    就目前国内的政治势力来看,以复兴会为首的革命派,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,以国内的张謇、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,这三种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,或革命。或组织军队,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,但最终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,有和谈的基础。

    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。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;张謇、梁启超们所选择的是稳健;复兴会比较激进,更激进的则是同盟会。

    复兴会虽然激进,但长久以来的经过陈文强、宋复华的灌输教育,也不是要引发一场无限革命,而是有原则,有节制的。

    清廷退位。建立共和政府,战争即告终——这样一个有限目标,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,把王朝变成共和。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。正是政治革命,便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“最大公约数”。

    和平谈判,彼此妥协、退让、博弈,不是哪一派全赢,也不是哪一派全输。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,成本最低。但有些人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,中国历史向来有暴力逻辑,有“痛打落水狗”心态的人也不在少数。

    比如同盟会,调子就越唱越高,叫嚣着大举北伐,犁庭扫穴,以建全功。他们没有看到,或是假装没看到南方光复各省的乱象,临时政府拼尽全力所作的工作(赈灾,编练新军,遣散民军,剿匪缉盗,维护治安等等),财政紧张等等状况。

    革命到底的调子喊得高,同盟会却鲜有能帮助临时政府的地方。尽管这些激进而盲目的口号并不是从北辰嘴中说出的,但他的默许态度却还是暴露了心理活动。

    同盟会这种独行其事的风格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,反倒是激起了本来就与它矛盾很深的革命团体的反感。比如光复会,陶成章和章太炎便写文批评,要同盟会与临时政府保持一致,哪怕是暂时的,北方的袁世凯才是目前最主要的对手。

    宋复华也发表了文章,声称要使这次南北和谈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一个先例,并应该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。人们应当懂得并记得,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,关键在于时势,在于选择;流血越少的革命、改革,越显得荣耀,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。而在清帝宣布逊位后,宋复华还刊文赞扬了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识大体、恤民情的明智之举,并重申了善待旗人的政策。

    而到了现在,和谈不仅仅是复兴会所倡导、主持,还得到了联合阵线中大多数团体的支持,以及宪政派的赞同。迅速恢复国家稳定,转入和平建设,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。

    宪政党人虽说是党人,但他们似乎是松散的志同者,他们的理想是推进宪政,而在实践中则更注重和实力派的革命党、袁系合作。不仅是宪政党人。还有很多革命团体也期望着和平,比如光复会的章太炎就提出,“革命军兴,革命党消”。意思是。既然革命成功了,那么那些革命党就该取消了,否则就会成为利益集团。

    和谈是大方针,但对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一职,当然会有很多的非议。袁世凯本身是一个没有接受民主思想的封建官僚。他能够适应在民主体制下对他的权力的束缚吗?这或许是人们共同的疑问。

    好制度和好皇帝,二者不能兼而有之时,复兴会联络、沟通了多数党派,退而选择前者。

    革命之后的种种乱象,确实给人们敲响了警钟,宪政作为艰难而长期的道路,不可能一蹴而就。但对于共和国来说却是必要的,即使有残缺的宪政,也比赤裸裸的废弃要好。

    陈文强不知道袁世凯是否能够遵循共和,或者说是始终能够遵循。但他相信制衡的力量。妥协是肯定的,但革命党联合立宪党,力量要能控制袁世凯的野心,使袁世凯始终处在制度的羁绊下。

    ………………

    最后的和谈,是两位高层直接的面对面。时隔多年,陈文强与袁世凯在天津英美租界再次见面了。

    大头,陈文强一眼便看到了醒目的标志,满脸笑容地加快了脚步。

    “袁先生,劳你久候了,真是抱歉。”陈文强抢先伸出了手。笑着说道。

    “文强舟车劳顿,为和谈如此奔波辛劳,袁某迎候是应当的,应当的。”袁世凯堆起笑容回答道。

    “推翻满清。袁先生功不可没。”陈文强很客气地说道:“而且,袁先生的经验和阅历,正可为陈某等年轻人提供有益之指导和帮助。”

    袁世凯晃着肥大的脑袋,苦笑道:“我已经六十岁了,满身是病,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只能看着你们大展拳脚了。”

    心有余而力不足,我看这话要颠倒过来说才对,陈文强腹诽着,不过脸上还要挂着真诚的笑容。

    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,袁先生身体壮实,正是为国效力之时,岂能功成身退?”陈文强松开了手,将目光转向袁世凯身后的几个人。

    袁世凯急忙给他作介绍,杨士琦,胡惟德,赵秉钧——

    嗯,这家伙是赵秉钧?陈文强不由得停了下来,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位眼镜先生。

    “……智庵参照东西成法,拟订警务章程,创设警务学堂,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。”袁世凯没有留意陈文强的举动,继续介绍道:“此次鼓动天津巡警参加革命,于稳定天津局势功不可没。又率五百巡警赶赴京师,协助维持治安。”

    陈文强点了点头,笑着说道:“原来是一位警务专家,正是国家稳定急需的人才。袁先生,你倒是找了几个好帮手,看来是准备要大展宏图了!”

    “哪里,哪里。”袁世凯谦逊地摆了摆手,说道:“政府唯才是举,用与不用,要由政府决定才是。”

    “是人才,焉有不用之理。”陈文强见这边的已介绍完毕,笑着说道:“咱们还是先离开这里,等到了住处,我再给你介绍诸位同事。”

    “也好,也好。”袁世凯巴不得这样,赶忙伸手相请。

    马车早已准备停当,陈文强走到车前,笑着回头,说道:“袁先生,可愿与兄弟共坐一车,随便谈谈心。”

    “文强相邀,袁某求之不得。”袁世凯急忙笑着走过来,单独商谈,这也是应有之意。

    车内两个人细语倾谈,却心思不同。而且两个人在许多方面,比如家庭出生、教育背景、个性气质、行事风格等等,都是截然相反的。

    陈文强所受的基本是现代教育,或者说西式教育;袁青少年时期读过一些儒家经典,但总的来说,学识是弱项。陈文强走的是一条特殊之路,长久潜伏,以推翻清廷为目标;袁世凯投笔从戎,效力于政府军中,步步高升。

    边说话,陈文强边重新打量和思虑着这位枭雄,力争从外表到内心,重新进行估量和评价。

    袁世凯是典型的中原人,雄壮沉稳,大音细声,长于行动。袁世凯干练果决,工于心计,少言多做,尤其擅长事务。袁世凯务实刻板,重视纲常准绳,生性多疑,城府极深,精通驭人之术。袁世凯对新事物往往是谨慎的欢迎,大多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,兼收并蓄、为我所用。

    说实话,袁世凯并不喜欢革命,他注重维持社会秩序,强调纪律,但在体制内可以使用手段、通权达变。袁世凯平生基本上一帆风顺,青云直上,志满意得,只在后期遭到了一些挫折。现在呢,迫于大势和自身的利害关系,要和谈了,他最在意的是大总统无疑。

    “国家大局,此时无论何人执政,皆不能大有设施。盖内力日竭,外患日逼,断非一时所能解决。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,必至日弄日纷,每况愈下而已。必先从根本下手,发展物力,使民生充裕,国势不摇,而政治乃能活动。”袁世凯缓缓说道。

    “要救国,必须发展经济,增强国家物力,同时改善民生。然政治亦不可缺,当同步进行为好。”陈文强说道:“没有清廉精干的官员队伍,没有施政为民的思想,则惠民政策也会变成害民之举。没有压力,何有动力?正因为国家内忧外患,才更容易唤起全民意志,以举国之力行复兴之事。”

    “精僻,新意。”袁世凯对陈文强的态度是亲切、诚恳、百依百顺,正如历史上他曾对孙中山、黄兴所做过的一样。而与孙中山彻夜抵膝长谈,腹中没有足够的治国安邦的“干货”,谈话是无法继续下去的,更别说有十几次之多。

    陈文强对袁世凯的态度并不感冒,尽管袁世凯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,与自己也很是合拍,几乎有相见恨晚之感。但他心中的警惕丝毫不减,理想主义、浪漫主义远不是现实主义、实用主义的对手,可现在是自己在主导和谈,自然要另当别论了。(未完待续。)